养猪在华夏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，黄河流域的人们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驯养六畜，猪是主要驯养动物之一。在汉代，养猪已经成为一个致富热门产业，且养猪大户多为名士。都说名士多风流，比起一般人，他们养起猪来也不遑多让。

　　汉武帝时期的名臣公孙弘，齐国淄川人，年轻时在薛县任狱吏，因罪免职。因为家贫失业，无经济来源，他只好在海边牧猪，边养边读《春秋公羊传》。

　　东汉京兆长陵县（今陕西咸阳）人赵岐的《三辅决录》有这样的记录：马氏兄弟五人，作五门客舍。“养猪卖豚，故民谓之曰：苑中三公，钜下二卿；五门嚄嚄，但闻豚声。”

　　东汉陈留长垣（今河南长垣县）人吴祐的父亲为两千石（省部级）高官，20岁那年，父亲死了，虽然家贫，但他拒绝亲友接济，“放猪于长垣泽中，行吟经书”。吴祐初举孝廉，担任官职；后因举光禄“四行”（即敦厚、质朴、逊让、节俭）迁任胶东侯相。后因梁冀诬陷太尉李固，吴祐为李固争辩，梁冀发怒起身进屋，吴祐也不辞而去，从此不再为官，以98岁高龄去世。

　　《后汉书》还提到一位诚实的养猪大户——东汉南阳郡宛县（今河南南阳）人朱穆，他告诉买主猪有病，退还半价，没想到买主也是牛脾气，死活不收，朱穆把钱扔在地上走了。朱穆后官至尚书。

　　扶风平陵（今陕西咸阳西北）人梁鸿，是著名的诗人、隐士。他少年时，正值王莽乱世。他的父亲做过王莽的城门校尉。父亲死时，因家境贫困，连棺木都没有，只能席卷而葬。后来，梁鸿上了太学，饱览典籍，博学多闻。但他不喜好五经章句，离开太学后在上林苑养猪维持生活。

　　更绝的是东汉末年的孙期，他是当时一流的经学家，家贫，为了赡养老母，在大泽中牧猪。各地赶来求教的学者，只好怀抱经书，追着他及一群猪在野地里乱跑……

　　如今“东坡肘子”名闻天下，间接说明宋人在美食上的讲究。文献记载，诗人苏东坡“性喜嗜猪，在黄冈时，尝戏作食猪肉诗，云：‘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粪土，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，慢著火，少著水，火候足时他自美，每日起来打一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’，此是东坡以文滑稽耳”，说的是黄州一带猪肉极其便宜。

　　那时，京西路河阳县（今河南孟州）养猪不仅多，而且所产猪肉质好，远近闻名，苏轼在陕西凤翔为官时，“闻河阳猪肉至美，使人往致之”，不远数百里派人往河阳买小猪饲养。

　　南宋临安府钱塘人吴自牧《梦粱录》“肉铺”记载过临安每日宰猪的情况：“坝北修义坊，名曰肉市，巷内两街，皆是屠宰之家，每日不下宰数百口。”这样大的屠宰量，必然是以更大的存栏量为基础的，此时各地纷纷运送活猪至临安的景象也应该十分壮观。从书中描述可以看出，当时南宋临安猪只屠宰的“肉市”和零售的“肉铺”生意都很兴隆。“杭城内外，肉铺不知其几”“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，不下十余边”。书中称：“至饭前，所挂之肉、骨已尽矣。”临安即今之杭州，当时人口已经达几十万。

　　清代，川陕山区养猪大户多是乡绅富农，都是当地名士。由于山区除耕地以外的空余山地相对来说要多一些，人们可以放心地将猪放养于山地。一般说来，十里不贩薪，百里不贩粮，因为运输成本太高。于是就以养猪的方式将多余的粮食变成可以供出售的财富。如四川城口县（今重庆市城口县），当地“地多险峻，稻不过十分之一，全赖锄挖山坡，遍种杂粮，以资衣食。但津河不通，粮食无从运销，惟以包谷饲猪，变易盐、茶、布匹”。乡绅名士，精于算计。

　　嘉庆年间，浙江嘉兴府平湖县出了一个养猪大户马承昭。马承昭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中举。马家家业原以经营土布为职业，嘉庆十五年（1810年）因为延师教子，费用日增，乃开酒坊制酒，并以酒糟养猪，规模达到80多头。因此事，马氏遭到邻里陆氏的忌恨。其实，马家在开酒坊养猪前，为开坑存糟一事商诸邻居陆氏，陆氏也不以为意。但陆氏暗地里又求于风水先生，风水先生告以不吉，陆又与地方无赖姚氏串通，以铁钉弄死了马家80多头猪，马承昭的姐姐因之生病而亡，马家因此而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