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北京，干了半辈子文学副刊编辑的我，自然是结交了很多文友。近日不知怎么的，我的脑子里老是想着那些新朋旧友，一幕幕的，渐渐的，更清晰地凸现出来的多是大兴的朋友们。

　　其实，我最先知道大兴，还是缘于我的父亲。我父亲早先是在冶金工业部工作，“文革”的颠沛流离，使他吃够了苦头，因此“文革”甫一结束，他就报名下放到北京冶金液压机械厂工作，为的是图个踏实。他总认为，呆在这个厂子里，就再也不会去云南蒙自和河南漯河的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了。而这个厂的厂址，恰就在大兴。父亲工作的这个厂子，我还去过，印象中，似是要坐郊区的公共汽车，摇摇晃晃地行驶很久。

　　后来，我到了《北京日报》文艺部工作。由于那时是编采合一的体制，我们都是既当编辑又当记者。而我分工跑群众文化，自然就和最基层的作者们打交道多一些。我接触大兴的第一位作者，是当时还在大兴文化馆当馆长的倪勤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老作家浩然得知京郊一些写作较有成绩的作者们，作品积累了许多，但苦于没有经费和不知怎样跟出版社打交道等问题，总是出版不了自己的作品集。所以浩然到处奔走呼号，以其影响力筹措经费、联系到北京出版社，为京郊的五位作者出版了一套“泥土丛书”。这其中，就有身为大兴人的倪勤。

　　浩然的这套“泥土丛书”出版座谈会，作为北京日报记者的我应邀参加。就是在这个会上，我见到了倪勤。晚上他和平谷的刘廷海、昌平的星竹一起到我的宿舍中神聊海侃，虽说是新朋友，但真有一见如故之感。尔后，倪勤请我参加在大兴召开的他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浑河沿的子孙》研讨会。在那个会上，我发言评论了他的这本书。我很喜欢他笔下的人物，以及小说中浓郁的乡土气息。当然，我也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我对他创作不足的看法。我觉得他的人物性格太“古典”化了，即好人总是好人，坏人一出娘胎就是坏人，没有深度开掘人物性格发展的心理轨迹，也就是说没有从人性的角度认识生活尚有平面之感。当然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那时我们京郊作者的作品，均有此种问题，是年代使然。会后，我对倪勤说，别介意，我对你的批评重了一些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，没事儿，说得对，我以后是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后来，我把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，发表在1992年第10期的《北京文学》杂志上。

　　后来，我听说倪勤到《中国档案报》当记者去了，心里不免有些唏嘘，不知他还写小说不？有一年冬天，我正在我家附近的丰盛胡同里走着，不期然就碰到了倪勤，他一下就抓住我，急切地结结巴巴地告诉我说，他们报社就在这条胡同里，整天忙于采访写稿，小说不咋写了，可脑子没闲着积累素材呗。他执意要跟我喝酒，就拉着我在胡同里的一个小酒馆喝了一个晚上。酒酣耳热之际，他晃着脑袋说，小说我还要写，就这么点爱好，您说，我能放得下么……

　　1997年以后，我调到京报集团旗下的《京郊日报》，有机会接触到了大兴更多的年轻作者的投稿，这些作者是大兴文学的新兴力量，在门槛不是很高的《京郊日报》，这些作者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。我甚至做主拍板，给当时还是个小青年的杨喜莱的一部中篇小说发了连载。这在我们《京郊日报》是需要一些勇气的，因为给一个尚不知名的业余作者刊登连载，是破天荒第一次啊！

　　2009年，我从京报集团退下后，接手北京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《北京作家》的编审工作。在这片天地，使我更认识了大兴文学的潜力。十年来，我们的这本在圈里颇受好评的文学刊物，刊发了许多大兴文学新人写法有新意、内容有深度的作品，显示了大兴文学创作的实力。大兴年轻作者们迅速成长，就像大兴现在新机场的建设一样，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。由此我深感欣慰：大兴的文学之火会越烧越旺，且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。前些时，大兴不断传来好消息，一些作者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，大兴作者张淑霞出版了小说集《凤河堰上的故事》，还让我给她的新书作序。那位从《中国档案报》退下来的倪勤，回到家乡又勤奋地写了一部描写家乡人民抗日斗争故事的长篇小说《弯弯的永定河》，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；他还壮心不已，要循着这部小说的发展脉络，再写家乡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年的奋斗史和心灵史，引得我从心里给他点赞！

　　近几年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颇增添了几分怀旧情绪，大兴文友们的身影每每浮现出来，有时就很想和他们围坐一起，温一壶老酒，叙说别来无恙；抑或仍如年轻时分，大醉而归。